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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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思洁 赵广立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各代表团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企业界代表与科教界代表坐到一张桌子上时，他们大概率会谈到这样的话题——具体怎么做才能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更深度地融合？
近年来，从反思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到讨论如何跨越“死亡之谷”，再到呼吁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讨论越发深入，对策越发具体。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过去科教界或产业界单方的思考、倡议，正在变成一场脚踏实地的跨界行动。
产业界：从“合作”到“联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提高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比例。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联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泓新科）董事长郑月明感触颇深：“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创新不能仅依靠企业自主开发，整合相关资源进行协同创新往往事半功倍。实践证明，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是推动化工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模式。”
“我们探索出了一条‘科研院所原创技术牵引、企业主导产业化转化’的协同创新路径，使一批具有战略价值的新材料技术最终变成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产品。”郑月明说。
谈及产研协作经常脱节的问题，郑月明指出，科研机构负责研发，企业负责接棒转化，双方思维方式天然不同。要实现高效协同，合作模式很重要。科研机构担心企业“过河拆桥”，企业则担心科研团队“纸上谈兵”，若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很难推进实质性合作。
郑月明表示，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沉淀。创新联合体的建立让大家跳出单纯项目合作的范畴，成为同一生态圈里的长期伙伴，使企业得以在实践中找对人、搭好桥、建好机制，逐步实现与科研机构“共同发现需求、共同承担风险、共享创新成果”。
2018年，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联泓新科牵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化工新材料技术创新与产业化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来自中国科学院的20多所相关科研机构参与其中。这些年，以联盟为平台，联泓新科承担多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或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并取得多项创新成果：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合作，开发出连续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锂电隔膜材料，实现高端牌号进口替代；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开发出二氧化碳基生物可降解材料PPC，实现国内首套产业化项目落地；与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合作，开发出非光气法特种异氰酸酯XDI绿色制备技术，正在进行产业化项目建设……
此外，企业合作也是一种有效模式。联泓新科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孵化的北京卫蓝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固态、半固态电池等新型电池关键功能材料，已经取得多个阶段性进展。
“无论采用哪种合作模式，核心在于企业自身需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判与市场洞察能力，而这离不开坚实的人才支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主导技术转化落地。”郑月明强调。
科教界：从“书架”到“货架”
如何让实验室里的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是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党委书记张晓宏一直在实践中思考的问题。
身处产业经济活跃的江浙地区，张晓宏深知，造成大量科研成果停留在论文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校与企业供需不匹配、信息不对称。
“高校科研人员往往专注于技术的先进性，对市场真实需求缺乏深入了解；企业虽然掌握市场信息，也有相应的技术需求，却难以精准对接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张晓宏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他看来，要破解信息不对称，关键是要搭建一个互动的平台。
2013年，苏州大学与苏州工业园区牵头，协同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共同组建苏州纳米科技协同创新中心。在此基础上，苏州大学进一步推进江苏省级、校级协同中心建设，与头部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通过共建实验室、创新联合体以及派出科技镇长、科技副总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我们将高校的科研触角延伸到产业一线，围绕产业真实需求开展项目攻关，让科研成果反哺校企双方。这大大增强了多元主体之间的黏性。”张晓宏说。
目前，苏州大学已与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200多个，每年提供技术服务超千项，支撑苏州纳米科技、生物医药产业异军突起。
在创新联合体实践中，张晓宏还发现，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让成果从“书架”摆上“货架”，也让“书架”本身丰富起来。“跨学科的科研团队和企业技术骨干长期协作，推动了基础研究的深化。”他说。
今年1月，张晓宏及其科研团队刊发于《自然》的一篇论文就诞生于高校团队与企业研发团队的一场合作。双方成功研发出柔性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有望为航天器和太空数据中心长期运行提供电力保障。
在张晓宏看来，产学研合作需要因地制宜，没有固定模式可以照搬。但这些年的实践让他感慨，要做好高校的“书架”和“货架”，就要“坚持需求导向，将产业真实需求作为创新出发点；坚持改革创新，在知识产权、收益分配、人才流动等方面建立灵活机制，完善评价导向；坚持共赢共生，构建‘企业出题、联合解题、政府助题’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实现企业发展、高校提升、人才成长的良性循环”。
中间方：以机制创新打破壁垒
身处推动产学研对接的中间环节，全国人大代表、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庆思考最多的是，如何通过机制创新，打破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壁垒，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刘庆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他曾在清华大学任教7年，曾担任重庆大学副校长，也曾多次创业，其中包括创立一家超导材料技术公司，尝试生产高温超导材料并投入市场。2014年，他执掌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这家机构既非政府机构，也不是科研院所，而是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市场，聚焦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和转化。
“多年来，我们征集了细分领域700多家龙头企业愿意出资解决的4000多个技术难题，企业总出资额140多亿元；其中对接成功约1/3，项目金额近40亿元。”刘庆说，这个数字虽然亮眼，但还有2/3没有成功对接。
刘庆认为，只要是真正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企业是愿意掏钱的；而如果是没有应用价值的一些所谓的技术突破、发明专利，“不管是被包装成多厉害的项目，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因此，刘庆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之一就是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而突破点就在于“如何强化”。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刘庆结合个人工作经历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就要让企业成为创新需求提出的主体、创新资金投入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同时成为创新项目决策的主体。比如，政府在制定应用类技术项目指南时，应将“企业出资”作为必要条件，这可一举破解相关项目提出技术问题不精准、科技项目缺配套资金、技术产出无人用等多个难题。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刘庆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我国应大力培养一批技术经理人队伍，“每所高校都应该有一支专业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团队”。
刘庆表示，技术经理人不仅需要很强的综合素质，更要在“实战”中锤炼，因此队伍的建设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在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我们还要下功夫，以推动科技成果切实转化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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