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诺奖得主：年轻科学家正被高强度竞争所束缚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他被誉为在追光游戏中，捉住那只“薛定谔的猫”的科学家；他和合作者因“发现测量和操控单个量子系统的突破性实验方法”，在201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3月27日，81岁的塞尔日·阿罗什（Serge Haroche）缓步走进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的采访间。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他笑着说：“我太老了，赶不上人工智能的潮流。”
讲话时，阿罗什微微抿嘴，略带法语口音。在当天举行的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的开幕式演讲中，他呼吁：“在基础科学方面，我们不应该建立高墙，妨碍知识传递和分享。各类研究都必须开展国际合作，科学家应能够自由地交流和分享。”
阿罗什的学术生涯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亲历了科学黄金时代的自由探索，也见证着当下学术竞争的异化。他发现，如今的年轻科学家正被高强度竞争、短期绩效考核和“影响因子”所束缚，难以投入长期主义的基础研究。
塞尔日·阿罗什（左）接受记者采访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塞尔日·阿罗什的专访。
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像是“企业家”
《中国科学报》：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你曾撰文为年轻人发声：“我曾受益的科研环境，如今的年轻科学家难以再得。”10多年过去了，你觉得科研环境是否发生变化？
塞尔日·阿罗什：我年轻时，从所在研究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相对容易，而这些年来，获取资金变得越来越困难。如今，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像是“企业家”，他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撰写提案、争取资金，而且竞争极为激烈。在职业生涯初期，这些工作可能不利于基础科学的良性发展。我希望这种状况能够改变，但是非常困难。
事实上，大家把年轻科学家推向了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并要求他们早期就能够迅速取得成果。这意味着，科研工作会更多聚焦于短期课题，而非有“野心”的长期项目。这样的竞争让年轻的科研人员急切地追求论文发表，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可能会夸大取得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报》：如何改变“不发表，就出局”的困境？
塞尔日·阿罗什：我年轻时，电脑数据分析还不如今天那么发达，我们不需要回答量化的数据问题，只需要发布一份关于我们研究工作的定性报告，提供给相关领域的同行。现在的状况是，根据定量数据、数字和排名来评判某一科研成果。我认为，与其依赖量化的指标，更应该由同行进行深入评估。
当前的科研界过度依赖论文数量和高影响力期刊的发表记录，这迫使年轻人选择短期、低风险的课题。而现在定量指标也取代了定性判断。要改变现状，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注重研究质量的评估机制，并给予长期项目更多包容。
《中国科学报》：除了科研环境，你在早期的科研工作中若遇到失败或意外结果，你会如何应对？
塞尔日·阿罗什：面对失败，你必须坚持不懈，要有耐心，并试着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团队合作对此会很有帮助。我总是与同事、学生一起工作。他们会帮助我分析失败的原因并找出解决方案，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经历。现在，我尽量与学生们合作。合作，更好地理解失败，并从中汲取教训，这对科研来说至关重要。
塞尔日·阿罗什（右）在实验室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科学探索应该自下而上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你多次访问中国，对当下中国的科研环境有何印象？你认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哪些优势和提升空间？
塞尔日·阿罗什：每次来到中国，参观大学或研究机构时，我都对这里的资金支持和设备投入印象深刻。中国在过去十年取得的科研进步同样令人瞩目，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如果要提出一点改进建议，我认为年轻的科研人员在独立发展项目方面的自由度仍显不足。真正的重大科学突破通常来源于科学家自下而上的探索，他们能够自由选择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并进行开放式研究。
《中国科学报》：这可能与尊重长者的文化有关。
塞尔日·阿罗什：在一个讲究资历的社会，年轻人会尊重前辈、服从前辈。但在科学研究中，真正具有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工作往往由年轻人完成。因此，他们应当拥有更多的自由来选择研究课题，也应当享有更大的思考空间。我相信，如果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的科研水平一定会比今天更加出色。
塞尔日·阿罗什
《中国科学报》：你在不同国家都有丰富的学术经历，能否分享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塞尔日·阿罗什：在美国、以色列、部分欧洲国家等地，年轻科学家会拥有更大的学术自主权。如果一位年轻的科研人员展现出卓越的潜力，他们往往能够获得充分的信任，被允许自由选择研究方向。通常，会给予五到六年的时间，再评估他们是否有所成就，以及是否授予他们终身职位。法国的情况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的科研体系不会给予这样的自由，我们可能更尊重资历。
2012年诺奖得主合照，塞尔日·阿罗什（后排左一）与莫言（前排右一）同框。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谨慎对待人工智能的应用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你是否尝试过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研究？
塞尔日·阿罗什：事实上，我不使用人工智能进行研究，我想我已经太老了（笑）。
我知道人工智能作为翻译是非常有用的。当我阅读一篇伊朗的论文时，我会用人工智能来翻译；当我参加会议讲话时，人工智能可以立即进行翻译。这太棒了。
在需要处理海量数据的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加速器物理研究方面，科研人员需要分析庞大的数据集；在制药行业，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析复杂的分子或蛋白质结构，从而加速新药的研发。
另外，在我的研究方向中，人工智能对高精度控制实验也极具价值。我了解到，我的一些学生们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研究，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太老了，赶不上这一潮流。（笑）
《中国科学报》：你是否与年轻学者交流过他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如今，一些学生甚至用人工智能工具撰写论文。
塞尔日·阿罗什：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教育领域，有人用人工智能写论文，有人试图用人工智能在考试中作弊，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相应的工具来检测论文是由人类撰写的，还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由于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教师与学生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信任，否则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这不仅适用于大学，现在高中的年轻学生也在使用人工智能。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前提是使用者具备扎实的学科背景，并能够带着批判性思维去使用。但如果只是机械地复制文本，或者生成自己并不了解的内容，最终只会浪费时间，无法真正学到东西。
《中国科学报》：你强调在使用人工智能时，需要批判性思维，你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培养年轻研究者的批判精神？
塞尔日·阿罗什：
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必须从小学和中学阶段开始培养。这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更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批判精神可追溯至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当时的哲学家、科学家等一致认为，一个民主制度要成功运行，公民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批判精神不仅关乎科学研究，还关乎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中国科学报》：对于刚开启学术生涯的研究者，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塞尔日·阿罗什：我对年轻研究者的建议是，认清什么是自身的激情所在，并思考希望在其中作出怎样的贡献。一旦发现某个领域正在经历变革，并且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就应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
就我而言，当我开启科研生涯时，激光技术正处于起步阶段。我立刻意识到，激光技术将为原子物理研究提供全新的可能。当时，我完全无法预见之后60年里的技术变革及其影响。或许，人工智能正是当下的变革性技术之一，生命科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突破点。
（本报记者沈春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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